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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電力的不可能三角——廉價、環保、穩定可靠


    臺灣在8月15日全島性突然斷電,很多人都嘲笑這是“用愛發電”政策的后果。但實際上,這表面上是一起人為疏忽引起的電力系統崩潰;深層次,卻是環境能源政策和電力不可能三角碰撞的必然后果。

    1.
    首先,我們需要了解電力不可能三角:廉價、環保、穩定可靠。任何一種發電技術,最多只能占據其中兩項。比如燃煤發電,就是廉價而穩定可靠的,但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卻非常大——許多發展中國家,如印度,煤電也帶來嚴重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排放。再比如水電和核電,穩定可靠也勉強可以說廉價——雖然這兩種技術的固定成本高,但是運營成本卻很低;只要一個國家的資本要素充沛,那么是非常經濟的選擇。而風電太陽能,則是環保卻不穩定可靠,是否廉價則取決于市場中有什么樣的其他機組。

    任何一種單一發電技術,都不可能做到既廉價,又環保,還穩定可靠。

    很長一段時間,我們只關注穩定性和廉價性,不那么在乎環保問題。基于這樣的關切,市場化的電力體制設計了許多機制來降低成本和買賣“穩定”服務。而中央指令控制的電力體制,則更多的把關切押注在了穩定供電商——比如我國,主要機關和居民供電的穩定,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。

    這是過去一百年,電力系統設計的思路。這樣的思路下,我們有了水電、核電、煤電、氣電所形成的發電體系——既能穩定,也能較為廉價。

    2.
    然而,情況發生了變化。環保組織和運動強力的沖撞著電力體制。環保組織反核電,反水電,也反煤電。雖然環保組織對天然氣發電可以容忍,但他們對天然氣管道也深惡痛絕。這種反對固然是政治性的——比如前段時間關于水壩構建和綠孔雀種群的爭論,幾乎沒有任何像樣的論證,完全是政治性和媒體操作——但因其政治能量巨大,環保組織和運動已經徹底的改變了電力體制的面貌和思路。比如民進黨領導的臺灣民眾“我是人、反核電、用愛來發電”的大游行,對于其打敗國民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——而民進黨的獲勝,反過來成為支撐反核電能源政策的政治基礎和權力來源。

    環保組織和運動推崇的,是風電和太陽能——環保,但不經濟也不穩定的技術。環保組織和運動的強大政治能量,讓“發展風電和太陽能”成為電力體系所共同認可的前進方向,這就是為什么我說環保組織和運動的政治能量和操縱,已經徹底改變了電力體制的面貌和思路。

   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,這種改變迫使電力不可能三角中一直被犧牲的“環保清潔”成為了未來電力的頭等大事和政治正確——連最保守的傳統電力公司,如今都已標榜自己投資綠電作為營銷手段和企業形象。

    在這種政治正確下,產生了過去二十年的“分享綠色補貼”的資本與環保組織的共享式狂歡,也孕育了顛覆電力體制的危險。

    3.
    在過去二十年的狂歡中,核電水電煤電紛紛黯然退場,風電和太陽能一路高歌猛進,結果就是電力系統需要用越來越昂貴的代價,來保障系統的穩定和安全。一個例子,就是2017年,加州有五年來最低的用電量和早晚高峰,但是在早高峰和晚高峰時卻有最高的實時電價。 

    在一個市場化的地區,比如美國和歐洲,電力用戶的電價一般是被允許月度或季度浮動的,以保障電力公司的收支平衡。這些波動帶來的高成本,也就由用戶分攤了——當然有錢人攤得少,窮人反而攤派的多,這是后話。

    而在非市場化的地區,比如臺灣,電價被政府牢牢管控,一擔價格波動,民情激憤,對選舉的影響也極大。這時候,環保就和穩定、經濟碰撞了。漲價?老百姓不許。啟用核電?老百姓不許。供電穩定性下降——老百姓不許...不許也由不得老百姓了,經濟規律和物理規律不僅比國王大,也比人民大,于是,大停電就不可避免。

    一如當年加州電力危機,正是肇始于戴維斯州長凍結電價浮動、強令保障電力穩定供應、還要保障氮氧化物交易順利進行的系列“愛民環保為選舉”的政策。



    既要、又要、還要,就讓你什么都要不到。

    大陸電力系統面臨的,是環保要求、電改前景和經濟增長的三重壓力。這個時候,海峽對面的臺灣發生的這次大停電,對我們來說,是清醒認識電力不可能三角的好機會。

    環保、廉價又穩定,這樣的選擇不存在。但是環保、經濟有效又穩定,這樣的選擇是可能的。

    如果我們希望形成一個環保、經濟又穩定的電網,那么就必須正視:“用戶要為環保付費”,“用戶要為穩定付費”,“電價以正確的姿勢上漲不是壞事”這三個論述。

    綜上所述,臺灣的大停電是對我們大陸的一次提醒:尊重經濟規律、尊重物理規律,要穩定和環保,就請坦然掏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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